首 页 科协动态 机关党建 科普之窗 学会天地 青少年科技教育 全民科学素质 科协论坛 联系我们
当前位置:首页 >> 科技有态度 >> 科技与人文 >>正文
科学与人文:从分隔走向交融
发布时间: 2020/10/28 11:29:38

   三年前,我写过一篇《论科学精神》,末尾一节题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其中说道:“在强调弘扬科学精神的同时,在学术界有一种强烈的声音,呼唤人文精神。”

  我肯定这种呼唤。同时,我又说:

  “马克思主义讲世界观、方法论,这是解决认识问题,属于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还讲世界观、人生观,这是解决价值问题,属于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  “不应该把人文精神同科学精神对立起来。如果在这样的基础上来讲人文精神,那就容易流入神秘主义和反理性主义。”  “近代科学的诞生,把人从神权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不是充满着人文精神吗?自动化和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把人从繁重的单调的劳动下解放出来的可能,控制论奠基人维纳的一本著作书名就叫《把人当人来用》,希望改变把人当机器来用的状况,这不也是充满着人文精神吗?”  “古往今来,科学界的优秀分子,为真理,为科学,为人类进步而斗争,充满着献身精神,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他们在科学研究中孜孜不倦,锲而不舍,自甘淡泊,不求闻达,把精力倾注在事业中,而不是花费在享乐上。他们意识到自己从事的科学工作对于社会、人类的责任,积极地参加反对侵略战争,维护和平和人道,保护生态和环境的种种斗争。这都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高度结合的体现。”

  我的结论是:“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具有现代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我们提倡的科学精神应该是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党史札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7—379页)

  这是三年前说的话。今年春天 “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开坛,征集各方人士题词,我又重述了这个意见:“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具有现代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我们提倡的科学精神应该是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这就是现代的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的相互渗透、结合和统一。”

  “相互渗透、结合和统一”,简单说,就是“交融”。蔡元培就提倡过“融通文理”。但是,交融并不容易,从分隔、分裂,走向互补、交融,是一个漫长的、艰难的、在不断争论中前进的不尽过程。

  今天我准备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外到国内,通过分析和评论几次著名的论战,来进一步申述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从分隔走向交融这个主题。

  “两种文化”问题的提出和争论

  科学与人文的分隔和争论,在欧洲近代历史上由来已久,内容广泛。上个世纪中,斯诺鲜明地提出“两种文化”的问题,又一次引起知识界的聚讼纷纭。(这篇论文的准备,得到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的许多同志提供材料和意见,特此志谢。)

  斯诺是何许人?

  斯诺是上世纪的一位英国名人(一九○五——一九八○)。一九五六年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两种文化》,一九五九年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以此为题的著名的里德演说,一九六三年发表《再论两种文化》,以后结集为一本小书并有过若干次增订。这本书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了三个译本。(1987年陈恒六、刘兵的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纪树立的译本,三联书店,两个译本都印行多次,现在又出了第三个:2003年陈克坚、秦小虎的新译本,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新译本有斯蒂芬·科里尼写的长篇导言,其中说:斯诺那篇一个多小时的里德演说,至少做成了三件事:一是抛射出了一个词汇、一个概念(“两种文化”),从此不可阻挡地在国际间传播开来;二是阐述了一个问题(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的文化分裂问题),现代社会里任何有头脑的观察家都不能回避;三是引发了一场争论,其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程度之激烈,可以说都异乎寻常。

    三个中译本的相继出现,表明了这个概念、这个问题、这场连绵不绝又与不断演变的争论在中国的影响。

  斯诺曾经从事过多年实验室里的科学研究,是地道的科学家出身,后来又写小说(包括以科学家为题材的小说)而成为一位文学家,还从事过科学事务的高层管理和咨询,出任过工党政府新成立的技术部的第二把手。通过作品、演说和在报刊上发表评论,更成为一个公众人物、公众知识分子。

  有人说:斯诺站在鼓吹科学文化的立场,挑起了同人文知识分子的争论。又有人说:斯诺那个时候英国的潮流是科学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而我们中国现在的潮流是重理轻文,今天在中国重新出版斯诺的书会有负面作用。我看,都不能这样说。

  从斯诺的演说遭到利维斯(文学知识分子)对他的愤怒和刻毒的反驳并引发为一场论战来看,似乎也不妨说是他引起了争论。但是,斯诺其实是站在力求沟通两种文化的立场上,力促两者的交融,而不是交恶。

  他那篇演说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为什么从“科学革命”说起?因为科学和技术的勃然兴起和迅猛发展,对人类社会传统的文化格局(以及教育格局)提出了挑战。传统的格局是以宗教、哲学、语言文学为主导的,科学曾经是神学的奴婢、哲学的附属,技术进不了高层的文化视野。第一次科学和工业革命,第二次科学和工业革命,或者说次数分不那么清爽的一波又一波交叉推进的科学和工业革命,使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文化和教育的格局相应地也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科学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日益增强。科学文化已经日益跃居主导地位。这是时代潮流,势不可挡。但是,潮流是在激荡中向前涌进的。这种激荡也势必反映为文化的隔膜、分裂和冲突上。斯诺长期置身于自然科学家和文学知识分子这两个圈子,深感这两部分精英之间在文化上的隔膜,于是发而为他那篇著名的演说。

  斯诺说:“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他们都荒谬地歪曲了对方的形象。”(《两种文化》纪译本第4页。)

  这个责难是指向双方,而不只是指向一方的。  斯诺说:“非科学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认为科学家抱有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没有意识到人的处境。而科学家则认为,文学知识分子都缺乏远见,特别不关心自己的同胞,深层意义上的反知识,热衷于把艺术和思想局限在存在的瞬间。”(《两种文化》纪译本第5页。)

  这个刻画也是指向双方,而不只是指向一方的。

  不过,斯诺的重点的确是指责对科学文化的不了解给整个“传统”文化带来非科学气氛并且往往转化为反科学。(《两种文化》纪译本第11页。)斯诺的确是致力于要求提高科学的地位,提高非科学人士的科学素养。斯诺的批评,主要指向文学知识分子对科学、对技术、对工业的忽视、轻视甚至敌视。他那典型的伤人的语言就是:“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知识分子都是天生的卢德派(Ludditism)。”(《两种文化》纪译本第21页。)什么是卢德派?卢德派是十九世纪初英国手工业者组成的集团,他们反对以机器为基础的工业化,在诺丁汉等地从事破坏机器的活动。二十世纪中叶斯诺使用卢德派一词当然带有极大的贬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美国的作家、记者、历史学家中兴起了一股新卢德主义思潮,即对技术持批判态度的思潮。参看陈红兵《新卢德主义述评》《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年第3期。)正是这一点引起对方的不满和敌意。斯诺使用这样尖刻的词汇,是因为他要反对一些文化精英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最早介绍斯诺两种文化演说的中译者,用了《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这样一个书名,说明了译者对演说精神的把握。斯诺将向后看的悲观主义态度同文学知识分子联系起来,将顺应现代化潮流的乐观主义同自然科学联系起来。

    那么,斯诺是不是单纯地为维护科学文化而斗争,却根本忽视人文关怀呢?完全不能这样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斯诺为他的《两种文化》增订本写的一篇前言,这样概括了自己的基本立场(《两种文化》纪译本第315页。):

  第一,我们(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在走向极其危险的境地。危险之一是热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尽管是现实的,但概率小于另外两个主要危险:世界上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鸿沟,人口膨胀以及所导致的苦难的前景。

  其次,这些危险并不是由技术或我们现在所谓的应用科学带来的,这是我们理解、控制和利用自然界某些方面的能力。技术具有两面性:行善和威慑。在全部历史中它都给我们带来了福和祸,对此,我一再重申过。

  第三,我们必须用以反对技术恶果的唯一武器,还是技术本身。没有别的武器。我们无法退入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伊甸园。

  第四,人们必须了解技术、应用科学和科学本身究竟如何,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需要有一种共有文化,科学属于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成分。否则我们将永远看不到行善或作恶的各种可能性。

  能说这几条,不是体现了高度的人文关怀吗?斯诺批评过早的文理分科,呼吁教育应该有较宽的科学和人文基础,这是得到公认的观点。斯诺呼吁共有文化,呼吁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就人类前途的共同问题进行共同讨论,促成共同行动。他认为富国与穷国的问题应该是我们关注的出发点,解决这个问题,凭借现有的科学和技术成果在穷国的运用和推广已经足够。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两者之间的鸿沟不是在缩小而是在逐年增大,这是科学和技术的力量受到现有的政治经济格局的限制所致。最使斯诺感到无奈的,是仍然面对一个黑暗的前景:世界人口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将增加一倍,在下一代将再增加一倍,而世界资源不可能与这一增长率并驾齐驱。这是斯诺的悲观主义。但是,在为《两种文化》增订本写的后记的最后,斯诺表示相信“比我年轻得多的人将在他们的生活历程中解决这些问题”。“当然,政治经济的剌网会反对他们,正像曾经反对我们那样。但是,对于我来说,只要我能找到任何希望的源泉,就有希望存在。”(《两种文化》纪译本第258—259页。)这是斯诺的乐观主义!

  斯诺在他最后一次公众演说中说:“人们听到年轻人在问:走向何方?”他的回答是:“和平,富足,地球上没有过剩的人口。这就是方向。”斯诺指望,他提出“两种文化”的问题,将对实现这些目标做出贡献。(《两种文化》新译本导言第64页。)

  所以,我认为应该说:尖锐地提出“两种文化”问题的斯诺,正是对科学发展作人文思考、把人文关怀摆到了科学的基础之上的一位深思的学者。今天在中国重温斯诺的这些思想,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索卡尔事件和“科学大战”

  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发生的索卡尔事件和“科学大战”,是在美国和欧洲知识界展开的又一场激烈的论战,这场论战把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的冲突,在新的聚焦点上推向了白热化。

  索卡尔事件的近期背景应该从后现代主义中的反科学思潮的泛滥说起。这种思潮引起一些自然科学家的忧虑。一九九四年在美国,两位自然科学家,一位是生物学家格罗斯,另一位是数学家莱维特,合写了一本书,叫《高级迷信》。(今年春节,雷颐跟我谈起这本书,建议找人把它译出来,近日又给我来信,说:“惟愿此书对大陆痴迷于‘解构启蒙’‘解构理性’的‘后学家’能有所触动。”据查,《高级迷信》中译本2001年已在台湾出版,译者是陈瑞麟、薛清江。)在此书的一九九八年版序言中,这两位科学家说得很明白:“之所以撰写《高级迷信》一书,是因为我们俩人虽然工作在不同的大学里,却都从各自独立而又极为相似的经验中感觉到:某种令人不安的新东西已悄然渗进学院管道,进而在大学讲坛、专业期刊、学术著作以及教员间的闲谈中扩散开来,这就是对现代科学的蓄意诋毁。”(本文引用该书,译文均引自张锦志、孙雍君未出版的新译本。)此书就是他们对这种诋毁的公开回应。

    回应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自然科学家大都持肯定态度,而反对意见大都来自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科学批判(science-critique)”学者或称“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学者(即把科学作为对象进行诸多研究的学者)。美国纽约大学物理学家索卡尔,正是读了《高级迷信》之后,引起共鸣,动了一个怪念头,就是模仿那些后现代学者们惯常的思路和语言风格,试写一篇戏拟的文章,题为《跨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其中充满科学错误和逻辑错误,想看看这些错误会不会被编辑识破。他把这篇长达二十多页并附有一百零九条详细注释(长达十七页)和二百一十七篇出处无误的参考文献(长达十八页)的洋洋大文,投寄给颇有名气的文化研究刊物《社会文本》。而这个刊物正好在准备出一期题为《科学大战》的专辑,以反驳《高级迷信》一书,正约了许多名人为这个专辑写稿。

  索卡尔这篇文章写了些什么呢?

  他开宗明义就宣称:“许多自然科学家,特别是物理学家,至今还抱着启蒙之后的理性主义的长久霸权强加于西方学术界的教条不放,这种教条可以简单概括为:存在一个外部的世界,其特性独立于任何个体的人、甚至独立于作为总体的人类存在;这种特性被隐藏在‘永恒的’物理学规律之中;人们能通过(所谓的)科学方法所规定的‘客观的’程序和认识论上的规范,来获得关于这些规律的可靠的、虽然是不完备的和试探性的认识。”然而,二十世纪科学在深层次上的观念变化,科学的历史和哲学研究的革命变革,破坏了这种形而上学的信念。当前女性主义和后现代结构主义的批评已经消除了西方主流科学中关于客观实在的神话。“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物理‘实在’只不过是一种社会‘实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和语言的建构。科学‘知识’远不具有客观性……,科学共同体的话语,尽管有其不可怀疑的价值,但从不同见解者或受排斥的团体中产生出来的反霸权的叙事来说,人们不能够断言它们具有一种认识论上的权威地位。”(《“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蔡仲、邢冬梅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副题是“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第1--2页)

  就是说,在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作为自然科学存在基础的客观世界、唯物主义、理性主义已经被解构了,被颠覆了,要让位于极端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了。

  大概是由于“投其所好”吧,大概编者认为这么一篇出自物理学家之手的文章,是一块可以砸向科学界传统观念的石头吧,《社会文本》欣然接受了它,把它编入《科学大战》这期专辑里,于一九九六年五月发表了。

  可是,几天之后,在《弗兰卡语》这个刊物上,索卡尔发表一篇自我曝光的文章,说他送给《社会文本》的那篇文章,只是“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旨在测试那批喧闹一时的对科学作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够不够学术水准。他说,他那篇文章在科学内容上有明显的胡说八道,任何有能力的大学物理学或数学专业的学生都能识别这是一场恶作剧,然而(a)它听上去很不错;(b)它迎合了编辑们在意识形态上偏见。(前引书第57页。)结果,竟瞒过了文化研究的著名教授和编辑。

  真是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样一个戏剧性事情,不但引起学术界大哗,还蔓延到新闻界,蔓延到公众中,甚至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舆论中自然认为那些被批评的后现代人文学者受了窘,丢了丑。但是,一场论战决不会由于一篇恶作剧文章而告结束。

  《社会文本》的编辑罗斯写了回答索卡尔挑战的文章,还出版了题为《科学大战》的文集。它是《社会文本》那个专辑的扩充版,当然,索卡尔那篇恶作剧文被屏除在外。(此书于1996年出版,中译本(夏侯炳、郭伦娜译)已于2002年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索卡尔也没有收兵。他把在写作《超越界线》一文过程中搜集到大量资料给同事们看了,在同事们的鼓励下,他同比利时物理学家布里克蒙特合作,写了一本《知识的骗局》,一九九七年在法国出版。其所以要拿到法国出版,是因为索卡尔批评的在美国流行的那种思潮,其源盖出于法国的后现代大师们。这样就把科学大战的战场扩大到欧洲。此书接着出了英文版,易名为《时髦的空话——后现代知识分子对科学的误用》。这是一本拆穿“国王的新衣”的新著。人们评论说,如果《高级迷信》可以比拟为火力凶猛、流弹四射的机关枪,那么《知识的骗局》比较像是X光机或手术刀,试图透视或解剖后现代科学迷人外貌下的真实骨架。(这本书的中译本,由蔡佩君翻译,2001年在台湾出版。以上评论引自蔡瑞麟的《审订序——科学家与后现代主义的纸上战争》。见该书第5页。)一九九八年索卡尔到伦敦,在电视台作演讲,还在伦敦经济学院同法国后现代大师拉脱尔进行了公开辩论。

    一九九八年在美国还出版了克瑞杰主持编辑的《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话曝光》。克瑞杰是侧身于美国最古老的科学历史和哲学系的一位教授,自称与后现代主义有相当长期的共同道路。以她这样的学术背景来主编这样一本书,自然分外引人注目。她为此书写了一篇序言,指出后现代主义的从事对科学的研究的学者之间虽然歧见甚多,但有广泛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可以概括为:我们称之为科学的任何一个方面,只能根据其地域的历史和文化的语境来塑造和理解;科学研究的产品(自然规律)必须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其有效性依赖于专家之间的默契;科学知识只不过是“众多故事”中的一种;对客观知识的追求是一种唐吉诃德式的幻想;说一种社会中的科学比另一种社会中的科学更好,这并没有明确的意义,比起人类学家描述的各种各样的民族科学和萨满教来说,欧洲科学并没有什么客观上的优越性;谈论欧洲的科学进步,也没有什么明确的含义,相反,近代史中几乎所有的消极或压制人的方面,如日益增加破坏性的战争、环境的灾难、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优生学、剥削、异化和帝国主义,无不以科学为其同谋犯。她认为,许多在科学的历史、哲学和社会学领域中工作的严肃学者,一直都忙于从事很好的研究工作,但是,上面概述的那种“解构”,则不值得“同情地放任”。这就是她主编这本书的目的。(它的中译本由蔡仲主持,于2003年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所引文字见此书序言第3—8页。)

  索卡尔事件不但在北美西欧引起热烈的反响,在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也引起了反响。

  从索卡尔事件和科学大战中,我们可以观察出一些什么迹象和动向呢?

  第一,斯诺一九六三年在《再论两种文化》中曾经乐观地预测过人文知识分子和自然科学家之间的隔阂将最终得到缓和。(《两种文化》纪译本第68页。)针对这种预测,索卡尔表示:“与一些乐观的言论相反,这‘两种文化’在心态上可能比过去五十年任何时候还要分隔。”(索卡尔:《跨越界线:后语》,见《知识的骗局》第262页。)

  这也许是激愤之词,情况不能一概而论。索卡尔事件引起的这场争论,主要是一些自然科学家同受后现代反科学思潮影响的“科学研究”学者们之间的争论。所谓“科学研究”,指的是对科学作哲学的、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研究。中国的两本刊物,一本叫《自然辩证法通讯》,一本叫《自然辩证法研究》,刊名下面都附上同这里所说的这些研究相类似的副题。

  西方这个领域的研究,本是沟通科学与人文的一座桥梁,最早STS(科学、技术与社会)课程在美国等国家的工程学院系设置,目的是让学生了解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影响,受到理工科学生的广泛欢迎,参加这一教学的不仅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师,也有理工科教师。沿着关注科学技术与社会过程、人类价值之间互动方向,许多研究产生了富有成效的结果。然而,受后现代反科学思潮影响的“科学研究”学者却走向极端,引起与自然科学家之间的尖锐争论。希望我们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或者说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文化学研究,在不忽视后现代思潮中那些引人深思的批判性思考的同时,千万不要步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后尘,而要坚持和开创科学与人文相互沟通的健康格局。

  第二,其实,在西方,在激烈争论扬起的尘埃落定之后(甚至在扬起的尘埃之中),对立双方对对方的研究工作(部分工作)还是表示了一定的尊重。这不能仅仅看作是论战中的一种预防策略,也应该看作是其基本立场的一个组成部分。《知识的骗局》的作者在其英文本的前言和全书的导论中一再说:“有些评论者将本书视为对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整体的批评,这不仅误解我们的意图,也是一种奇怪的混同,显示这些评论者对那些领域的轻蔑态度。”(前言第4页。)“我们并不是要抨击哲学、人文或社会科学整体,相反地,我们觉得这些领域非常重要,我们只想要提醒在这个领域从事研究的人,特别是学生,提防某些显而易见的吹嘘骗术。”(导言第12页。)

    第三,论争有助于双方澄清各